1945年秋季，重庆，蒋介石的指挥室中。桌上摊开一份来自华中剿总的情报，参谋们围坐一旁，谁也不敢开口。情报并不复杂：新四军第五师名义上只有一个师，但在鄂豫边区的实际兵力已接近五万人，辖下的作战单位超过三十个。按照国民党军的编制，一个师应该由三个团组成，即使加强也不过四五个团。而新四军的标准编制也最多为三个旅九个团。然而，这份情报却显示有三十二个团。蒋介石仔细翻看几遍，疑惑地问在场的众人：“这个第五师，究竟是个师，还是个军？”无人能答，因为蒋心知，一个军的编制为三四个师，总计十二个团上下。与之对峙的戴眼镜的师长，李先念，掌握的兵力堪比他的两个正规军。

李先念一副黑框眼镜，镜片不厚，整体显得文雅，仿如一位教书先生。目击过他的人回忆，他身材中等，脸庞略显消瘦，眼神明亮，言谈间不急不躁。然而这个看似温文尔雅的人，早在1939年1月便率领一百六十多人自河南竹沟南下，身边人皆认为这支队伍能否熬过第一个冬天都成问题。武汉已经沦陷，日军在城外布置了六个师团，伪军有八个师旅，国民党军队则聚集了二十五个军和二十六个游击纵队。此时，豫鄂边区局势紧张，李先念手中不过一百六十个人、几支破枪，既没有根据地，也缺乏后勤和合法编制，置于任何人手中都必然无望。但李先念后来的作为，让蒋介石的信息部门在接下来的六年中始终无法理清这一桩奇怪的账目。